媒介构建农民工形象调研报告

来源：互联网 2026-06-10 07:24:14

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大量农民进入城市，成为产业工人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农民工”。这一称谓的出现，本身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的产物，带有特定的时代烙印。然而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，在许多城市，农民工已成为社会经济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但他们却往往难以被所服务的社区真正接纳，甚至面临排斥。他们在城市中寻

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大量农民进入城市，成为产业工人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农民工”。这一称谓的出现，本身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的产物，带有特定的时代烙印。然而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，在许多城市，农民工已成为社会经济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但他们却往往难以被所服务的社区真正接纳，甚至面临排斥。他们在城市中寻找社会位置的旅程充满坎坷，其身份标签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。作为以传承文化、提供信息和娱乐为己任的都市媒体，其在报道农民工群体时，却常常呈现出一种失衡的状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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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介对农民工的污名化

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指出，在我国城市中，对农民工的污名化现象相当普遍。在一些媒体报道中，“肮脏”、“随地吐痰”、“偷盗”、“不文明”等标签似乎成了这个群体的固定特征。甚至，当某个地方发生刑事案件时，怀疑的目光也常常首先投向来自农村的进城务工者。这种倾向并非空xue来风。学者李红涛曾对《工人日报》、《北京晚报》、《成都商报》三份报纸一年内的相关报道进行内容分析，结果显示，农民工以完全负面形象出现的比例接近10%。若将负面形象与那些将其塑造为“被侮辱与被损害”的消极形象累加起来，这个比例可能达到20%至25%。这清晰地表明，无论是在具体事件的报道中，还是在整体形象的塑造上，媒体都存在将农民工污名化的倾向。

在媒介的叙事框架里，农民工常常被塑造为相对于城市主流群体的“他者”。他们被呈现为一个弱势的、甚至带有某种“病态”的群体。媒体的聚光灯，往往集中在讨薪难、权益保障、相关政府会议与政策，以及涉及农民工的社会治安案件等议题上。不难发现，这类报道无形中给农民工打上了“无力”、“无能”、“需要扶助”的烙印，将他们牢牢固定在“等待拯救”的刻板印象之中。

媒介中的农民工失语现象

近几十年来，面向城市居民的都市报蓬勃发展，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拥有一到多家。相比之下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受众，其全国性日报却寥寥无几。再看流行杂志，其目标读者是城市中产；广播电视节目的策划，也紧紧围绕中产阶层的品味与格调；即便是被称为新媒体的互联网，其准入机制本身就包含了经济与文化门槛，各大网站的定位更是呈现出鲜明的城市化、年轻化与小资化取向。一项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调查显示，他们的业余生活选择有限：约40%的人以打牌、逛街、喝酒为主，35%的人几乎没有娱乐活动，仅有25%的人会接触电视、网络或书报等媒介。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工群体媒介接触率偏低，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一个关键问题：面向弱势群体的媒介内容实在太少，媒体在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农民工形象被曲解的深层原因及后果

媒体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呈现，其根源首先在于传媒产业化的逻辑。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，媒体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让市场规则来支配信息资源的分配。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，深入农村地区采集新闻的成本远高于城市，而预期的受众关注度和商业回报却可能很低。于是，农民工的信息表达权，就在这种经济权衡中被悄然牺牲了。

其次，城市市民的观念深刻影响着媒体的叙事。部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抱有偏见，认为其“素质低下”。为了迎合这部分主流受众的情绪，媒体的报道口径也容易随之倾斜，不自觉地强化了歧视性的框架。

再者，必须认识到，媒介产品面临着双重消费市场。第一重是受众消费新闻内容本身，第二重则是广告客户消费媒体所凝聚的注意力。后者对媒体的生存至关重要。广告商在选择投放平台时，不仅看知名度，更看重媒体受众与其产品目标消费者的契合度。从购买力与消费影响力来看，农民工群体显然不是广告商眼中的“理想客户”。因此，媒体的注意力自然更多地投向了有消费能力的主流城市中产阶层。农民工的话语空间，就这样再次被市场的商业逻辑所挤压。

正如学者谭诚训所言，农民工社会形象的错位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媒体无形中采用的单一“城市视角”。媒体热衷于呈现他们在城市中的弱势与困境，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作为建设者的坚韧、智慧与贡献。这种偏狭的视角，导致农民工在媒体上只能以片面、边缘化的形象出现。

诚然，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与市场环境中，传媒歧视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必然性。但其长远影响不容小觑：它不仅会加剧社会的“知识沟”与信息不平等，破坏社会公正，衍生更多社会问题，同时也将扭曲大众传媒自身的发展路径，使其逐渐丧失作为公共讨论平台的核心价值。

都市媒体如何平衡农民工群体的报道

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社会议题。媒体作为社会整合的重要纽带，有责任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、理解与融合。

未来的媒体报道，需要给予农民工群体更多元、更深入的关注。目标应是双重的：一是增进主流社会对他们的全面理解，二是帮助他们构建积极的社会认同。

具体而言，首先，媒体需要从根本上转变观念，不再简单地将农民工视为“外来农民”，而应将其看作城市有机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媒体应成为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强大平台，发挥社会利益平衡器的作用。其次，都市媒体在定位自身受众时，必须努力突破长期在城乡二元思维下形成的惯性。最后，报道应更多地与《劳动法》、《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相结合，切实帮助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，而不是一味追逐事件的冲突性和刺激性。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与落实，它们本身就能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，这样的报道将更具指导性和实用价值，从而真正服务于这一群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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