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碑,由邹鲁撰写,意在铭记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。那场战斗,党人牺牲者不计其数,事后潘达微先生收殓到七十二具烈士遗骸,将他们合葬在黄花冈,于是便有了“黄花冈七十二烈士”的称呼。潘先生自己也是党人,正被通缉,却在风声鹤唳之际,毅然出面收殓战友的尸骨,这份胆识与情义,实在难得。 修墓建
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碑,由邹鲁撰写,意在铭记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。那场战斗,党人牺牲者不计其数,事后潘达微先生收殓到七十二具烈士遗骸,将他们合葬在黄花冈,于是便有了“黄花冈七十二烈士”的称呼。潘先生自己也是党人,正被通缉,却在风声鹤唳之际,毅然出面收殓战友的尸骨,这份胆识与情义,实在难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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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年,民国元年。胡汉民、陈炯明先后任广东都督,提议对合葬处加以修整。省议会拨款十万圆,可惜,到了民国二年,局势生变,经费落空,工程搁浅。又过了几年,直到民国七年秋,滇军的师长李声涛募款重修旧墓,才算是初具规模。接着,参议院议长林森又募资建起碑亭和记功坊,好让这段历史不致湮没。
但要将死难者的姓名、籍贯一一刻上石碑,这事却异常艰难。原因何在?起义前夕,一切行动必须高度保密。参与者的姓名籍贯,除非是旧识,否则无从知晓,甚至当事人也不愿留下这些信息。如今,剩下的战友,能举出来的,也只有当年熟识的几位而已。想想看,牺牲者远不止这七十二人,而这七十二人中,能完全核清他们姓名籍贯的,又寥寥无几,怎不令人痛心!
邹鲁和朱大符,都是那场起义的幸存者。他们两人收集资料,整理出已知死难者的姓名籍贯。林森再邀来当年同在广东的战友——胡毅、何克夫、吴永珊、徐维扬等人,当面核实,最终确认了五十六人。其中,有三人只有姓名而无籍贯。于是,先将这些信息勒于碑上,特意留下空白位置,希望日后有更多发现时,可以补刻。碑额题作: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碑。
为什么这么做?因为安葬的遗骸确实是七十三具(原定七十二具),今天虽有所缺失,但总盼着将来能把名单补全。说实话,马革裹尸,本就是党人的志向;埋骨他乡,已是英雄的归宿,哪里还在乎留不留名?现在立碑,只不过是为后人提供一点凭吊的凭据,对于牺牲的烈士而言,毫无意义。
唉,这场牺牲岂止是革命党人的精锐力量,简直席卷了全国最优秀的俊才,一同葬身火海。物质上的损失固然惨重,但精神上的激发,却让天下人都看清了革命党人的志节与操行,也明白了革命已经刻不容缓。所以,不出一年,中华民国便宣告成立——这场战役的深远影响,难道还不够重吗?只是,面对时局动荡、人才易逝的现实,提笔撰写这篇碑文的大后死之人,心中那份苍凉与感伤,又怎是一个“痛”字了得。
注:这篇碑文写法颇为独特。不正面铺陈烈士生平,也不细述牺牲经过,而是从安葬、修墓、建碑亭写起,再到审查姓名籍贯的曲折,最后以一段抒情议论收尾。看似平实,却是深情内蕴。一步步读下来,革命先辈的坚守与无奈,历历在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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