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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人员如何感知AIGC伦理风险？

来源：互联网 2026-07-29 06:09:0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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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2024年对4643名科研人员的调查，超过七成受访者感知到AIGC科研应用的伦理风险。技术熟悉度与风险感知呈负相关，女性、医学及人文社科背景、深度参与国际规制者的风险感知更高。科研压力对伦理意识的影响具有双重性。

当生成式AI悄然渗透进科研的每一个环节，伦理风险这个议题，究竟有多少人在真正关注？更关键的是，那些身处科研一线、最可能成为技术使用者的科研人员，他们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些风险的？对此，我们心里其实没有太多底。

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问题展开的，目标是从科研人员自身的感知出发，系统探讨AIGC科研应用的伦理风险感知现状及其形成机制。具体来说，我们想搞清楚几个问题：科研人员对AIGC的伦理风险感知到底如何？对技术的熟悉程度会怎样影响他们的这种感知？而制度环境、文化背景，甚至个人的科研压力、性别、年龄等特征，又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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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来自2024年8月开展的“中国原创性研究人才成长情况调查”，该调查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人和评审专家为样本框，通过系统随机抽样，最终获得了4643份有效样本。分析框架上，我们构建了一个“技术基础—制度情境—认知能动”的整合模型，并采用OLS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。

核心发现：七成以上科研人员对风险有感知

一个关键发现是：超过七成的科研人员都意识到了AIGC在科研中可能带来的伦理风险。但有趣的是，技术熟悉度与伦理风险感知之间，呈现出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。换句话说，越是频繁使用AIGC的人，反而越容易忽视它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。这背后反映出的，或许是高频使用导致了一种工具理性偏向——当人们习惯于用技术来解决问题时，对技术本身的伦理反思反而被弱化了。

不同背景的科研人员，在感知上也有明显差异。在医疗卫生机构工作、以及拥有医学或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研究者，表现出了更高的伦理风险感知。这并不意外，医学领域本身就有更严格的伦理教育和伦理审查制度，这种“制度性嵌入”显然提升了他们的敏感度。同样，那些深度参与国际规制体系、与企业有紧密联系的科研人员，伦理警觉性也更高。多元价值观的碰撞和更广泛的社会性嵌入，显然有助于他们更全面地理解技术的社会影响。

性别因素同样不容忽视。数据显示，女性科研人员的伦理风险感知显著高于男性。而科研压力的影响则呈现出一种双重性：主动的、自发的科研投入有助于强化伦理考量，但由外部事务催生的被动时间压力，则往往会降低伦理敏感度。

研究启示：伦理意识不只是道德自律

这项研究的意义，不仅在于描绘了科研人员对AI驱动科研可能引发的伦理风险的感知现状，更在于揭示了这种感知背后的社会形成机制。它拓展了科学社会学在科技伦理领域的研究视野，也让我们意识到：科技伦理意识的提升，绝不仅仅是个体道德自律的问题，更依赖于专业化与制度化的环境建设。

对于伦理感知相对薄弱的群体，最有效的干预方式或许不是单纯的说教，而是在科研管理流程中嵌入结构性的约束。同时，鼓励跨学科、跨领域的交流，让伦理考量从外部规制逐渐内化为科研人员的一种认知习惯，这才是长远之计。

科研人员如何感知AIGC伦理风险？

总体来看，本研究聚焦于科研人员这一核心责任主体，填补了现有AIGC伦理研究中微观主体视角的空白。它整合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，解释了伦理风险感知的多维形成机制，并将国际互动与学术资本主义纳入文化范畴进行考察。更重要的是，它阐释了技术使用频率对伦理反思的抑制作用、不同制度环境下的认知分化规律，以及科研压力对伦理意识的正负向影响——这些发现，为在科研培养中加强系统性伦理教育，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。

科研人员如何感知AIGC伦理风险？
赵延东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、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社会建设研究基地首席专家。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学；徐妍何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