融资租赁营改增调研报告

来源：互联网 2026-06-06 07:32:08

为了摸清融资租赁行业在“营改增”改革中遇到的实际困难，探究问题根源，并在广泛听取融资租赁企业和地方税务部门意见后，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，中国融资租赁三十人论坛发起并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专项调研。论坛特别邀请了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的蔡昌教授，与论坛研究部共同组成课题组。调研工作相当扎实，不仅在北京、上海

为了摸清融资租赁行业在“营改增”改革中遇到的实际困难，探究问题根源，并在广泛听取融资租赁企业和地方税务部门意见后，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，中国融资租赁三十人论坛发起并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专项调研。

融资租赁营改增调研报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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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坛特别邀请了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的蔡昌教授，与论坛研究部共同组成课题组。调研工作相当扎实，不仅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三地召开了多场专题座谈会，实地走访了约50家融资租赁企业，还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天津四个试点地区的5家税务机关进行了深入交流。为了更全面地收集问题，课题组还设计了详细的调查问卷，广泛征集了业内反馈。

调研和实际测算的结果显示，“营改增”在融资租赁行业的落地，确实遇到了一些棘手的挑战。政策执行与改革初衷之间出现了偏差，导致企业和税务部门双双陷入困惑：企业普遍反映税负加重，而税务部门实际征收的税款却有所减少。针对这些矛盾，课题组在综合各方意见后，提出了一个“两率并行”的解决方案。这个方案既符合“营改增”的政策方向，也具备现实的操作可行性。

执行情况与“营改增”本意现偏差

“营改增”作为国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、促进产业升级的重大结构性减税举措，其核心目标非常明确：完善税制、消除重复征税；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；降低企业税负，增强企业活力；最终优化国民经济结构。财税[2026]110号文更是白纸黑字地写着，改革的基本原则是“试点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”。

然而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有些骨感。从融资租赁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，出现了不少与上述本意和原则背道而驰的现象。比如，企业税负不降反增，售后回租业务出现了新的重复征税，进口租赁业务也存在类似问题。

课题组走访的几家试点地区税务部门，反馈相当一致：大量融资租赁企业前来诉苦，说税负增加了；但税务局翻看账本却发现，从这些企业实际收到的税款反而变少了。这种“两头不对账”的情况，无疑给基层税务征管带来了不小的困惑。

融资租赁企业的困惑

首先，最直观的矛盾就是：名义税负飙升，实际缴税却可能延迟甚至减少。

这得从计税方式的变化说起。营业税时代，计税依据是租金总额扣除设备成本、利息等多项支出后的“差额”，税率是5%。到了增值税时代，虽然计税的销售额（大致相当于营业税的计税依据）计算方式类似，但税率一下子跳升到了17%。税率直接提高了12个百分点，相应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也跟着水涨船高。这么一算，企业的理论税负增加了两倍多。

这不是理论推演，而是企业的切身体会。调研的50家企业无一例外地反映了税负增加的问题。有数据为证：9家金融租赁公司的统计显示，2026年它们实际缴纳营业税6.87亿元，但如果按增值税规则模拟测算，应缴税额将高达约19.95亿元，增幅接近190%。课题组用一份真实的融资租赁合同做了测算，同一笔业务，“营改增”后税负增幅高达190.60%。

那么，为什么企业感觉税负重，税务局却收不到那么多钱呢？关键在于一个“时间差”——税负的跨期效应。对于直租业务，企业在项目初期采购设备时，会取得大额的进项税发片用于抵扣，导致初期销项税远小于进项税，可能连续几年都无需实际缴纳增值税。税款缴纳被集中推到了项目后期。如果企业业务持续扩张，不断有新项目产生进项税，这种“只抵扣、不缴税”的状态甚至可能一直持续。可一旦业务增长放缓或下滑，前期积累的抵扣额用完，企业就将面临税款的集中缴纳，这对现金流是巨大的考验，尤其不利于中小企业和业务波动较大的公司稳健经营。

其次，售后回租业务遭遇“三流合一”难题，导致重复征税。

根据规定，企业凭税收缴款凭证抵扣进项税额，必须做到合同、付款证明和发片“三流合一”。税务部门在执行中也严格要求合同流、资金流、发片流一致，以控管业务真实性。

问题出在售后回租的业务特性上。在这种模式下，承租人先将设备“卖”给租赁公司，再租回使用。政策规定，承租人这个“出售”行为不征收增值税，因此承租人无法向租赁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片。这就尴尬了：租赁公司没有拿到进项发片（票据流缺失），却需要向承租人开具销项发片，完全无法满足“三流合一”的要求，进项税自然无法抵扣。

更严重的是，这直接导致了重复征税。租赁公司在计算销项税时，如果租金总额里包含了当初的设备价款，那么这笔设备价款就被征了两次税：第一次是承租人当初购买设备时缴纳的17%增值税；第二次是租赁公司就同一笔价款再次缴纳17%的增值税。这显然与“消除重复征税”的改革初衷直接冲突。调研中发现，不少租赁公司已经暂停或收索了售后回租业务，而这本是行业的主流业务模式之一，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可想而知。

此外，若承租人违约，租赁公司收回资产再处置时，还会因为无法取得合规发片而面临额外的税负。

第三，关键扣除凭证“身份不明”，企业左右为难。

政策允许在计算销售额时，扣除由出租方承担的贷款利息。但难题在于，什么样的凭证才算“符合规定的有效凭证”？融资租赁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银&行，银&行开具的利息单据是否被认可？各地税务部门的执行口径不一。有的地方明确不认可，导致企业利息无法扣除，税基变大；有的地方虽默许，但企业始终担心未来政策有变，面临追缴和罚款的风险。这种地区间的执行差异，破坏了税收的公平性和统一性。

第四，进项抵扣“先天不足”，税收优惠“看得见摸不着”。

“营改增”后，税负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拿到多少进项税发片来抵扣。如果租赁物本身在购进环节就享受了免税或低税率（如用于科研的免税进口设备、享受4%优惠税率的进口大飞机），那么租赁公司能抵扣的进项税额就很少，但在出租时却要按17%的税率计算销项税，税负必然增加。

再看即征即退政策。政策规定，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%的部分可即征即退。但“实际税负”的分母该如何界定？是租金全额、租息还是息差（租息减利息）？理解不同，结果天差地别。测算显示，只有以息差为分母时，税负才可能超过3%；若以租金全额为分母，税负仅约0.5%，远达不到退税门槛。目前，多数税务机关倾向于以租金全额为分母，导致这项优惠政策几乎形同虚设。

第五，政策“打架”迫使企业改变业务模式。

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机动车直租业务。在营业税下，租赁公司可以直接购买车辆租给客户。“营改增”后，由于机动车销售属于特许经营，租赁公司没有资质开具机动车销售发片。即便供应商开了购车发片给租赁公司（进项），租赁公司也无法给承租人开具销项发片。没有发片，承租人就无法上牌、备案。于是，整个机动车直租业务被迫停摆。

企业无奈之下，只能转向售后回租模式：让供应商直接把发片开给承租人，承租人上牌后再“卖”给租赁公司。这虽然解决了上牌问题，却又回到了前述售后回租“三流不合一”和重复征税的老路上，同时还因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善而埋下了法律风险。

除此之外，企业还面临其他一系列实操难题：发片限额限量影响大额业务开展，开一笔数千万的业务可能要拆成几十张小额发片；存量资产因取得时无增值税专票，既不能抵扣也不能扣除，税负大增；进口租赁设备在进口环节和出租环节被双重征税；出口租赁的免税政策因“资产在境外使用”难以判定而无法落地；资产卖断业务中，存在增值税和营业税重复缴纳的可能，或导致承租人无法取得进项发片。

建议“两率”并行

面对上述重重困境，课题组在吸纳企业和税务部门智慧的基础上，提出了一个核心解决方案：“两率并行”。

具体来说，就是将融资租赁业务区分为“购买”和“租赁”两个环节，分别适用不同税率：有形动产价款部分，视为货物销售，适用17%的税率（若租赁物或承租人本身适用特殊税率或免税，则同步适用）；而租息等融资租赁服务收入部分，则视为现代服务业，适用6%的税率。

对于问题突出的售后回租业务，建议实行差别化征税：有形动产价款部分按零税率或免税处理，仅对租息部分按6%征税。

这个方案的优势在于，它紧紧抓住了融资租赁“融物实现融资”的本质。在租赁环节，出租人提供的是金融服务，赚取的是租息，将其归类于现代服务业适用6%的税率，名正言顺。这不仅能从根源上解决因税率从5%飙升至17%带来的税负暴增问题（考虑到抵扣，税负可能持平或略有下降），更能构建起一个清晰的增值税抵扣链条。

同时，它还能一揽子化解多个实操难题：

解决售后回租“三流不合一”和重复征税：通过对有形动产价款部分开具普通发片并实行零税率/免税，既符合国税公告[2026]13号文的精神，又使票据流合法合规，彻底消除重复征税。

让“即征即退”政策不再尴尬：税负结构合理化后，税负偏高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，也就不再需要依赖那个因分母争议而难以落地的“3%即征即退”过渡政策了。

保持税收链条不断裂：当承租人直接购进或进口享受免税/低税率的设备时，租赁公司在该环节同步适用相同政策，避免了进项与销项税率不匹配导致的抵扣链条断裂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一方案具备很强的现实可行性。在营业税时代，计税本就是基于租息收入扣除资金成本，本金和租息在核算上本就是分离的。“两率并行”只是将这种内在的业务实质在增值税框架下显性化、合规化。它没有创造新税率，只是将业务的不同组成部分归入现有的、合理的税率档次，既尊重了业务本质，也维护了税制的统一与清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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